威廉·莱斯生态批判理论的三个维度与时代价值,同时也必须准确地把握其生态学说的理论局限性

北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威廉·莱斯以其著名的生态批判理论而独树一帜。他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传统,从人的观念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并力图为生态危机的消解探寻出一条超越之道。莱斯“反对那种坚持在现行框架内把生态危机简单地看作是一个经济时代的问题,进而把解决经济危机寄托于在自然资源使用上引进市场机制的做法”[1]2。他认为,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彻底解决,必须从根本上实现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及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变革。当前,考察和辨析莱斯的生态批判理论,对于正确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化解全球性生态危机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

加拿大左翼学者威廉·莱斯凭借代表作《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成为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威廉·莱斯生态批判理论的三个维度与时代价值

学说;生态理论;生态危机;资本主义;莱斯

摘要:莱斯是加拿大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其生态批判理论以独特的视角开辟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他把生态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透过历史考察,剖析了导致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提出了消解生态危机的三个维度:意识形态批判、社会制度批判与技术理性批判。其生态批判理论对于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

加拿大左翼学者威廉·莱斯凭借代表作《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成为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作为马尔库塞的学生,莱斯将法兰克福学派所特有的社会批判方式与马克思实践观、自然观、历史观有机结合起来,针对现代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展开分析、批判,揭示危机产生的人性根源以及社会历史原因,力图为现代人类社会克服生态危机提供良性发展的药方。他的理论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关于自然、历史、实践等方面的理论痕迹,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同时结合当下生态问题的实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的影响力。但是,在理论根本立足点和解决问题之道方面,他的生态学说与马克思之间有着实质性的差别。莱斯生态学说积极的理论贡献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必须准确地把握其生态学说的理论局限性。

关键词:威廉·莱斯;控制自然;生态批判理论;生态危机

“控制自然”

中图分类号:B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03-0018-04

与资本主义的实质关联

作者简介:薛勇民,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哲学、应用伦理学等研究;贾婕,女,博士研究生,讲师,从事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莱斯生态学说把生态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维度与资本主义批判相联系,体现了积极的理论意义。

北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威廉·莱斯以其著名的生态批判理论而独树一帜。他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传统,从人的观念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并力图为生态危机的消解探寻出一条超越之道。莱斯“反对那种坚持在现行框架内把生态危机简单地看作是一个经济时代的问题,进而把解决经济危机寄托于在自然资源使用上引进市场机制的做法”[1]2。他认为,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彻底解决,必须从根本上实现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及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变革。当前,考察和辨析莱斯的生态批判理论,对于正确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化解全球性生态危机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

首先,莱斯揭示出“控制自然”观念与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体系内在的实质性关联。他认为,资本主义正是借着科学、理性的旗号,将科学技术纳入现代性价值体系中来,成为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发展经济或者利用科学技术开发自然看作生态危机的根源,而应该更为根本地看到“控制自然”观念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联姻”,特别是“控制自然”观念已经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化。在《自然的控制》中,莱斯提到,“尽管‘掌控自然’本身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是该观念与资本主义相当契合。”同时,如果仅仅抓住控制自然这一意识形态观念作为生态危机的最终被告加以挞伐,资本则依然保持狰狞的笑容。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只有真正实现制度的变革,生态危机才能得以控制。将导致生态危机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制度,体现了莱斯对马克思生态学说思想的继承,为后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打下基础。

一、莱斯生态批判理论的三个维度

其次,莱斯进一步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异化问题进行批判,指明正是在资本盲目的无限增殖目的控制下,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需求和消费异化成为导致生态危机的直接手段。在资本掌控下,资本主义建构的“高集约度的市场布局”带来了丰富的商品、无微不至的服务,这几乎为人类满足自身的“需要”提供了无限可能性。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中,为消费而消费成为人们满足欲望的基本行径,并且消费的力量也获得了普遍的价值认同。但是,在虚假需求和消费异化的趋同下,对稀缺资源的占有欲直接带来各种力量之间的不断冲突,工业社会盲目生产出的大量过剩产品直接带来各种浪费和污染,结果导致生态危机不期而至。莱斯的分析对于认清当前时代消费异化现象的实质具有重要作用,也可以帮助人们改变某些长期无意识的消费习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或缓解生态问题的发生。

莱斯的生态批判理论视域宽广,其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上。

再次,面对资本主义带来的生态危机,莱斯强调必须打破那种把幸福和需求商品化、为消费而消费的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统治,从人性的真正本质出发,抛弃对控制自然的妄想,甩掉对高消费虚假生活的欲望,形成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就需要进行社会政策的变革,舍弃唯技术思维架构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生产和管理模式,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构想所秉持的生态正义原则,无论是国家内部还是国家间,资源与利益的分配都要遵循正义原则,避免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危机转嫁的不公平现象发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克服以往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粗暴原则,人类与其他生物圈形成一种平等、和谐、有序的平衡关系。这样的社会不是简单地回到小国寡民的早期人类物质贫瘠时代,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依然是社会存在的基本依托,但不以商品交换为满足需要的唯一手段;科学技术依然备受重视,但不是资本主义模式的唯技术控。

意识形态批判:“控制自然”的实质在于“控制人”

莱斯认为,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他指出,控制自然已作为意识形态干预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构成社会危机的深刻根源。“环境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科学本身,而在于一种意识形态……因此,控制自然这一观念才是环境问题的最深刻根源。”[2]2

在莱斯看来,控制自然在历史进程中包含有双重价值。一方面,控制自然是对以往自然权力理论的一种超越,是人类借助技术摆脱自然控制、实现人自由解放的历史进步;另一方面,控制自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扭曲,成为实现资产阶级利益非理性的欲望表达,其目的在于掩盖资本社会控制人的本性。他强调,控制自然作为意识形态无限夸大了人类自身的能力,使人类的价值观念产生歪曲,直到人类在接受自然的惩罚时,才意识到盲目追求控制自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割裂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人的社会生产关系加以控制,使人不仅在对待自然关系上呈现自私的一面、肆意控制和破坏自然环境,而且在对待人类自身关系上表现冷漠,以歪曲的意识控制人类自身,使人最终丧失自我、沦为工具。实际上,自然界并不是其真正控制的对象,控制自然的真正目的在于控制人。

莱斯还从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论述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对于人的本性的控制。马克思曾认为,建立在自由劳动基础上的生产关系,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永恒的自然必然性”[3],是一种和谐持续的关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关系被破坏,资产阶级凭借自身优势对自然资源大量占有,并以这种方式来雇佣或控制工人,以满足自身利益的要求,在这种残酷的社会关系下,工人不得不受雇于资本家并长期遭受资本家的剥削。自然资源分配的技术化,使技术理性取代人的自然理性,成为控制人的重要手段。从本质上来看,控制自然作为意识形态背后反映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其实质在于对人实施控制。在此意义上,控制自然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控制人的过程,两者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莱斯强调,要想回到马克思所谓的“控制自然”的关系中,就必须摈弃现有的意识形态,变革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解放。

社会制度批判:生态危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

莱斯在批判了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之后,将生态批判的对象转向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他指出,在工业革命繁荣的背后却是自然系统的破坏,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生物灭绝等时刻威胁着自然的生态平衡。生态危机不仅使人与自然形成对立,而且破坏着人自身的生存状况。对自然来说,它与人类有着天然的联系,人只有在遵循自然的基础上对自然合理控制,才能以同样的方式对人类产生作用力。然而,这一切都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要求相背离,资本主义工业体系最突出的特点不是社会生产的过剩,而是对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资本主义工业每生产一天,对自然生态的破坏都会加重一分,这种盲目无组织的生产已远远超越了自然的承载能力。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与生态环境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这一矛盾的直接元凶。

进一步,莱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消费对人及自然资源的控制。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不可能获得人对自由的满足,而且在本质上压制人的自由。人们为“补偿”这种对自由的满足,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与生产相对应的物质消费领域,大量的物质消费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追求,现实中,“满足的歪曲让消费品的数量成了衡量人们幸福程度的唯一标尺,消费因此异化,成为实现自我确证和自我价值的主要方式。”[4]莱斯极力批判资本主义这种异化消费的后果。在他看来,建立在“过度消费”与“异化消费”基础上的满足和幸福,最终使人变得愈加迷茫和痛苦,人们愈是痴迷于这种生活,自由便愈远离人们,而事实上,这种混乱状况又使“资产阶级在控制无产阶级整个消费的过程中也被消费所控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而被消费品所异化”[5]。一定意义上讲,异化消费成了生态危机的直接社会根源。在自然领域,为满足无限制的生产与人们巨大的消耗,自然资源遭受到了空前的掠夺,生态平衡也无时不面临严峻的考验。而自然承载的限度一旦被打破,生态危机便不可避免。

为了有效化解生态危机,莱斯给出了采取稳态经济与“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方案。人类在获得满足需要的自然资源之时,就要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稳态经济的发展形式来修正控制自然的错误意识。他认为,化解生态危机在于对新生产方式的追求中,使人们在生产劳动中获得满足与幸福,为此,必须改变异化消费对人价值观念的扭曲,从对消费商品量的追求中转向注重商品质的提升。莱斯进一步强调,“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实质上要求国家政府在一定层面实施调控,而非资本家直接垄断,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等都应在国家的统一协调下使用,目的在于打破资本家无限控制自然与追逐高额利润的本性。但是,莱斯也断言,资本家是不会轻易放弃这种权利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反生态的,不可能实现生态危机的真正解困。

技术理性批判:技术成为控制人的工具

技术的革新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同样,人对自然的控制也在技术的应用中完成。莱斯在赞赏技术积极效应的同时,发展了霍克海默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将技术视为新的统治或控制工具。他认为,“关键是要弄清楚‘控制自然’的观念是如何纳入到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体系中,使科学技术成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的。”[1]1

毫无疑问,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以及对自然的深层探索,无不彰显着技术的力量。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厂里,为追求生产与利润的最大化,在对待与自然的关系上则采取简单的实用主义和操作主义的方式,把技术对自然的控制与对人的控制内在地联系起来。资本主义社会盲目抬高生产的重要性,忽视自然应有的尊严,视自然为无限索取的对象。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现代工业体系,从根本上说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宣泄场”。在资产阶级看来,技术似乎越强大,人类就越自由,技术的目标成了人的目标。实际上,技术完全取代了人的自由选择,并且奴役人,技术的背后根本“不是对技术的认识和熟练掌握,而是贪婪、渴求力量、过分自负以及对未来漠不关心”[6]。这一资产阶级的逻辑,使技术异化在造成生态危机之时也导致人的异化,最终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可见,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体系所宣称的对人的自由的解放,其本质是违背人的自主性的,技术异化所带来的后果只能是将“控制自然”的目的转变为控制人自身。

莱斯进一步指出,技术成为控制人的工具,由最初的生产领域逐步转向分配领域,技术在资本主义工业的应用与对人的劳动剥削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而且其强度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加剧。这种技术的控制与无产阶级对技术的需要是完全不同的。莱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不可能是无产阶级获得自由解放的手段,统治集团也不可能放弃对技术的统治,包括对自然的控制;技术的控制力量在资产阶级手中被完全释放,成为新生产力和破坏力的推动者。在这样的情形下,无产阶级对技术的追求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生产愈技术化自由就愈被束缚,商品愈社会化其剥削就愈严重,社会就愈不公平。因此,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下,技术的非理性应用,不但引起技术异化和生态破坏,而且还阻碍技术的发展,破坏技术的合理性,引发新的社会冲突。需要指出的是,莱斯在此意识到了技术异化对人的控制的一面,却消极看待无产阶级对技术自由的追求,把技术应用与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完全等同起来了。

二、莱斯生态批判理论的时代价值

莱斯的生态批判理论以其独特的视角深刻揭示了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他以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为切入点,通过技术及其社会制度的批判,剖析了生态危机的深层内涵,开辟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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